这与本文所论述的通过权威性效力来决定法院对于规则的尊重程度有异曲同工之处。
与此同时，国际人权文件除了规定一般的权利和自由，其中《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四条第二款还宣布了七种不得克减的基本权利：生命权、免受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权、免受奴役权、人格权、不因债务而受监禁权、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以及不受溯及既往的法律惩罚之权。如果将立法权交给政治"利维坦"，自由或权利与法律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因为掌权者总是倾向于滥用权力，在权力不受制约的体制下，实在法往往会成为自由的枷锁和权利的桎梏。
哈贝马斯认为这些担忧虽不无道理，但世界范围更大的政治共同体可以超越不同政体和不同发展程度的差异，在更加抽象的层面形成。但是按照凯尔森等人的法律实证主义的进路，实在法可能仅仅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而发生效力。由此主观权利并非是单个人的权利，而是主体之间在互动中所得到承认的权利。实际上，大多数社会是通过革命的途经进入现代门槛的。哈贝马斯认为，正确的选择是连通两者并使它们保持互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两者的边界，致使"自主"无从存在，而是意味着人们通过公共参与和行使交往权利，将私人自主的权利予以法律化和制度化，并不断根据需要赋予这些权利以新的具体内容。
因而对于这些民族来说，可取的路径也许是先强调民族自决权来动员民众，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然后再发展个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与社会权利。"法学家们无法处理成熟的罗马法的优势地位问题"。如果国会的意图是明确的，那么事情到此为止。
但当规范的效力清晰可辨时，对规范服从的需要可以吸收对规范的尊重，因为服从便是最高程度的尊重。[24]与社会正义相对应的形式正义，称之为法律正义或制度正义，实际上就是法治。若规范的权威性效力较弱，则法院则给予强度较高的司法审查。面对正确性所能提供之资源的不足，权威性的概念有必要得到更进一步的加强。
本文将着力于探讨权威性效力和正确性效力之间的区别，同时研究二者背后不同的理论基础，并指出这种区分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社会赋予专家或者资历较深者以更高的权威正是因为他们相对普通人而言更有可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49] 相对制度权威的权威性来源不是理论权威的那种建立在专业知识之上的魅力，而是来自绝对制度权威的传递。[70]在中国的法律中，法院对待属于法源的规则似乎可以持有不同的态度，如对法律、法规，法院应当依据。虽然procedural validity和substantive validity两词均在各种文献中存在，[30]但并无文章就两者关系进行研究。[52]因此需要在内容判断的基础之上，再进行一些修正，即将权威性的因素引入到效力概念中来，使之与正确性因素并存，成为法院判断规范性文件的准据。
所以，正确性的取得和主体本身应当是紧密关联、相互绑定的。两者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一体处理，而必须以分离的态度对待。在谢弗朗案中，法院在第二步需要关注的是行政机关是否已经做出了可被允许的解释。就美国法学界的论述而言，虽然并没有明确指出正确性效力和权威性效力之间的区分，但是通过对validity和binding effect这两个概念使用情况的推断，我们有理由认为，validity作为一种正确性具有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类似于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
尤其有利于明确规范作用力的不同来源，形成更加清晰的思维指引，进而使针对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更加具有客观性和明确性。而诸如解释性规则(interpretive rule)和一般政策性说明(general policy Statement)等非立法性规贝(nonlegislative rule)就只能享受较低程度的尊重。
且前后一致性虽然在判断上相对前两个标准更为明确，但其并非如前两个那样永远正确。不过这种情况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一旦规范的正确性效力被否定，那么再谈论其权威性效力的大小也就没有意义了。
法院可以深度干预行政机关事务在现代社会并不一定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它有可能会造成行政机关总体规划受阻。[37]或者反过来说，具有正确性的命令产生于被赋予绝对权威的人民。此时，占据主导地位的是正确性效力概念，权威性效力在此尚难有用武之地。或者侧重于其中一个方面而忽视对立方的立论。当相对制度权威小且理论权威也小时，法院的尊重程度最低，法院需要在实质上较深入地介入到专业管理领域中去，听取专业人士的意见，仔细地衡量规则的理性化程度，这相当于重新审查规则制定的基础。在现代政治哲学中，人民作为主权者这一结论得到广泛的接受，但我们依然不能就此认为权威性与正确性是本质关联的。
不过，将法律效力的产生笼统表述为形式和内容的共同作用或两者的结合，对于清晰界定法律效力的概念并无益处。第二种意义上的正确性即是本文所论的那种拟制的正确性。
合法行为发生说认为法律效力是合法行为发生肯定性法律后果的强制性保证力。表面上看，似乎法院对规章的尊重程度更低，但事实上，对于被依据的规则，法院同样也应该判断其合法性，只不过最终的决定权不在法院而已。
不过，一定会有论者对本文的区分提出挑战。[63]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也许并非希望赋予法院审查行政规则合理性的权力，而是希望赋予不具有法源地位的规范性文件更高的地位。
[41]（美）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页186。[60]毛雷尔，见前注〔58〕，页598。实体正义相当于立法正义，即实体权利义务在立法上进行分配的正义，与此相对应的形式正义，即程序正义、诉讼正义是指法律适用或执法阶段的正义。前述特定事实来源说给权威性效力也划了一条标准线，符合该标准的有效力，不符合的没有效力，造成了一种僵硬的二分法判断，没有程度区别。
另外，正确性可以区分为正义和拟制正确，权威性则包含理论权威与制度权威，制度权威又可分为绝对制度权威和相对制度权威。牛顿在物理学领域的权威即是一种理论权威，这种权威通过其长久以来形成的声望发挥影响。
[42]追求正义或者实质正确性这种理论倾向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它反映了人类本性中的那种追求终极正确、探求存在意义的心理。这在17世纪可以说是科学的方法，可以得出一组成为政治安排和成为法条款的基础的命题。
[61]最高法院在司法解释中秉持这一理念，认为不属于法律渊源的规范性文件对法院不具有约束力。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理论家的设想即是如此。
然而，《布莱克法律词典》却将valid一词解释为legally sufficient; binding，似乎将两者等而视之。方世荣、石佑启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469。而本文其余地方使用的行政规则一词则类似于抽象行政行为，是指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规、规章、决定、命令。真正较为明确的转折由霍布斯开启，他宣称： 当一群人确实达成协议，并且每一个人都与每一个其他人订立信约，不论大多数人把代表全体的人格的权利授予任何个人或一群人组成的集体（即使之成为代表者）时，赞成和反对的人每一个人都将以同一方式对这人或这一集体为了在自己之间过和平生活并防御外人的目的所作为的一切行为和裁断授权，就像是自己的行为和裁断一样。
在社会相对简单的时代，国家作用的范围很小，在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指引下，许多国家采用了夜警国家模式，极少干预社会经济事务。如沈宗灵教授认为一般而言，法律的效力来自于制定它的合法程序和国家强制力。
相比较前述美国的乙醛公司诉联邦环境保护署一案，法院根本就没有触及对实质性内容的审查。一旦情势发生变化，前后不一致的情形也是允许的，只要这种不一致有合适的理由，或者说关于不一致决定的理由在推理上是有效的、彻底的。
而规范权威性效力高也不代表其位阶高，权威性效力高只意味着法院应当给予更高的尊重程度，而不必然表示此规范的内容必定优先于权威性效力较低的规范。其源头是一种强意义上的卡里斯玛型权威，即具有神圣的拟制正确性的人民所创造的宪法，但在经历了授权过程之后，神圣性已经消解，权威的影响力只有部分保留。
